“美國對我們的宣傳是正面的，他們到處說華為不好，這么偉大的人物關心這樣一只‘小兔子’、‘小老鼠’的問題，那這只‘小兔子’、‘小老鼠’一定很厲害?！比A為近來一直面臨來自美國和部分西方國家的政治壓力，但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財經頻道（CNBC）的采訪時，其創(chuàng)始人任正非表現得云淡風輕，甚至直言“美國害怕華為”。
在采訪中，任正非來者不拒地回答了關于華為的創(chuàng)辦、他的管理風格、華為與中美等各個國家的關系、孟晚舟女士被扣押、對美國總統(tǒng)唐納德·特朗普的認知以及一些技術觀點的問題。
他指出，華為是靠自己的力量成長起來的，與中國政府的關系主要就是兩點，首先是要遵守中國的法律、第二是要向中國政府繳稅，和在開展有業(yè)務的17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沒有區(qū)別。中國沒有任何法律要求企業(yè)安裝后門或收集外國情報，華為自身也絕對不會聽誰的指示去安裝后門，“這是絕對不會有的事情”。
針對來自美國的打擊、施壓，他幽默地表示美國政府說華為不好，反而讓全世界都知道華為好：“美國太強大了，怕一個小公司，別的國家說‘你的東西真那么好，讓美國都害怕了，干脆不要測試了，我們直接下單買吧’，有錢的石油國家就是這樣買的，它們有錢?！?/p>
同時他亦披露，今年一季度華為終端銷售的增長超過70%，網絡設備的增長去年是-1.5%、今年一季度增長15%，“我們還在增長，并沒有衰退，說明對我們沒多大影響”。
對于孟晚舟女士被扣押一事，任正非表示相信司法程序能解決這個問題，等待法律做出結論：“我自認為可能他們沒有那么多證據，也沒有那么多事實。因為我們公司自創(chuàng)建以來，就是‘夾著尾巴做人’的，不覺得我們自己有什么可驕傲的東西，可以凌駕在任何國家的法律、任何國家的技術上。如果我們不遵紀守法，可能一天都活不下來。”
他還將女兒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一架被打得千瘡百孔還在飛行的伊爾2轟炸機：“她現在的處境就是這樣的，如果返航了，她可能就是英雄了。我估計有可能她將來會當英雄?！?/p>
因為特朗普“在一個民主國家，在這么短的時間內，把稅收大幅度降下來”，任正非認為他是一位“偉大的總統(tǒng)”，但在全面考慮引進外國資金到美國方面思考不足，“今天嚇唬這個國家，明天嚇唬那個公司，到處亂抓人”。同時也很表示歡迎特朗普來深圳總部參觀。
面對未來二、三十年，任正非認為最大的技術發(fā)展是人工智能的實驗和應用，華為的發(fā)展方向一是把聯接做到世界最好、二是在邊緣計算和存儲領域上也做到世界最好（以此來改變馮·諾依曼結構）、再者也爭取為云的社會做出貢獻。
采訪4月15日首次在CNBC的Squawk Box Asia播出，采訪全程將于4月19日（星期五）上午9點（新加坡/香港時間）通過CNBC對話特別專題播出。
以下為任正非接受CNBC采訪紀要：
阿爾瓊·卡帕爾：任先生，您是三十多年之前花了5000美元創(chuàng)辦的華為，當時創(chuàng)立華為時，您是怎么想的？對這個公司未來的發(fā)展有怎樣的期望？
任正非：當時創(chuàng)立華為的時代背景，其實我們還不太理解中國正在開放改革。因為國家要走向開放改革，其實我們基層老百姓并不太理解黨中央的重要決定，那時面臨著黨中央不斷把中國的軍隊裁掉，因為當年的中國軍隊太龐大了，要裁減軍隊。不止我們不理解，連軍隊高層領導也不理解，他們認為是裁掉雜牌部隊，保持正規(guī)軍。結果我們作為雜牌部隊首先被裁掉，鐵道兵和機械工程兵屬于不是打仗的部隊，先被裁掉了。裁掉以后，把我們分到各個地方，那時中國開始市場經濟，至少沿海在開始市場經濟了，已經不是過去的計劃經濟時代。從軍隊過渡到市場經濟開放的深圳前沿，我們非常不適應，就不知道該怎么辦。我們在國有企業(yè)工作就犯錯誤，因為不知道市場經濟怎么做，肯定就做錯了。做錯以后離開單位，要找出路，出路在哪？不知道。
但是，我們還是有一個懵懵感覺——通信要大發(fā)展，我們能不能在通信里面找到機會？因為這個市場大。當時我們認為，做一個小東西總能賣一賣，但是不懂得通信是全城全網的，要連通全世界的，只要它不標準，不可能進入這個網絡銷售。實際上我們走進了一條殘酷的道路，標準很高，公司很小，沒有資本，也沒有技術，當時是極端困難的。
我是學建筑的，電子技術是自學的，而且是模擬技術，即模擬的自動控制。當時的模擬控制是比例積分、微分的控制方式。當我離開軍隊走向社會時，已經是186、286、386的電腦時代，這個時代我們很不適應。所以，我們那時出來以后，需要尋找一種工作機會來養(yǎng)活家庭。因為幼稚，以為這個產業(yè)很大，以為我們能賺點錢，進來才知道通信這個產業(yè)太殘酷了。但是已經沒有退路了，因為我們總共只有2萬多人民幣，創(chuàng)辦公司時需要繳各種費用，拿到證時已經沒錢了。如果我們再退回去做別的東西，我們一點資本都沒有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咬牙做下來了。
阿爾瓊·卡帕爾：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里面待過，而且也經歷過中國的困難時期（包括大饑荒）。在這段時期，您學到的哪些東西幫助了華為初期的成長，而且塑造了您整個公司管理的理念？
任正非：愛立信的CEO曾經問過我，當然，當時我們公司還是“毛毛蟲”起步的時候，愛立信已經是非常大的公司。過了二十多年后，愛立信的CEO曾問我：“你怎么膽子這么大，敢邁這么高的門檻？”當時通信行業(yè)門檻特別高。我告訴他：“因為不知道有門檻，我就邁進來了，邁進來以后才知道門檻高，但是退不出去了?！?/p>
雖然我經歷了中國大饑荒的時期，也經歷了大饑荒以后經濟恢復的時期，也參加了中國引進法國的大工程。對我來說，有什么人生啟迪呢？就是“吃苦”。因為我們在年輕時沒有理想，不是想穿一件好衣服、讀一個高學校，我們就是想把肚子吃飽，所以我們的理想就是吃飽飯。后來參軍以后，我們在東北建設遼陽化纖總廠，當時是從法國引進的世界先進設備，自動控制水平很高。當時東北零下二十多度，我們的房子是很簡陋的土坯房，多數房子都漏風。晚上在宿舍里，一定要有一個戰(zhàn)士輪流燒火，如果不輪流燒火，火滅了，可能大家都會凍僵。一邊是這樣的生活，一邊是高度現代化工廠的建設，就是“冰火兩重天”。但是對我來說是很興奮的，畢竟在中國搞文化革命時不重視技術、不重視文化、不重視知識的時代，我們碰到一個必須要有知識、必須要有文化、必須要有技術才能完成的工程。生活極端艱苦，工作極端世界先進化，對我人生是有很大鍛煉的。
同時，那時我們不能檢驗外國的儀器，中國也買不到檢驗儀器，我就發(fā)明了一個儀器。今天看來這個儀器不算是什么技術創(chuàng)新，但是那個時代算是一個小小的不錯的發(fā)明。正好碰到中國改革開放，中國要重視技術、重視人才、重視文化了，我剛好有這樣一個發(fā)明，就被國家放大成一個大成就，給了我一個較高一點的地位。但是這個地位還沒有坐穩(wěn)，我就遇上了大裁軍，全部集體轉業(yè)，那我又落下來了，重新走市場經濟的道路。
阿爾瓊·卡帕爾：您剛才提到愛立信的CEO說“華為怎么這么大膽，一下跳到電信產業(yè)”，今天華為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制造商，華為一路走來，它的發(fā)展驅動因素是什么？
任正非：我從小就沒有什么興趣愛好，主要是因為家庭貧窮，唯有的興趣愛好就是看書、做作業(yè)，或者找一些報紙的邊角紙來解解方程。這種興趣愛好在文化革命時期，我也通過數學的推演設計了一種儀器，這種儀器后來又被國家高度肯定。作為我人生來說，對科研是有所感覺的，因為我做了小項目。
當我們公司走進電信大門時，開始幫人家代售機器，賺點小錢。后來人家不怎么給我們了，我們利用代售機器的經驗去做了40門農村交換機，給40個用戶能用的交換機。這種交換機可以給酒店、小單位用，從兩臺萬用表和一臺示波器開始做，逐步走上這條路。
同時，我在集體轉業(yè)栽跟頭以后，讀了大量法律書籍，使我理解了市場是兩個東西組成的：一個是貨物，一個是客戶，貨物和客戶之間交易就是法律。我們不可能擁有客戶，只能擁有貨物，要懂得法律。我通過自學懂得了法律，然后集中精力研究貨物，就要搞科研，自己研究才能產生貨物。
阿爾瓊·卡帕爾：談談您的管理風格。您在面向內部員工進行演講時，經常會使用一些軍用語，包括戰(zhàn)斗性語言，這對您來說是一場戰(zhàn)役嗎？
任正非：我講的是壓強原則。坦克可以走過沼澤地，但是在一個很堅韌的地方，針是可以扎進去。我們公司是投資有限、技術有限……樣樣都有限，如果我們做一個很寬的面，一定不可能成功。我們就像“針”一樣，盯死一個地方，針是可以戳進去的。用了這個壓強原則，我們把它比喻成攻克一個“城墻口”，幾百人沖鋒對準這個“城墻口”，幾千人沖鋒對準這個“城墻口”，幾萬人、十幾萬人還是對準這個“城墻口”沖鋒，每年炸這個“城墻口”的“彈藥量”已經超過了200億美元。所以，我們公司很熟悉一個名詞，叫做“范弗里特彈藥量”，這是美國將軍發(fā)明的。我們對準這個口“轟炸”，逐漸在一個窄窄的面開始領先西方，這樣我們有了市場基礎，就有了資金積累；資金積累以后，我們還是不分散，集中對這個“城墻口”進攻，所以我們逐漸在這個窄窄的面上開始領先了市場。
其實所有西方公司都這樣做，比如微軟只做Windows和Office，亞馬遜也是，Google也是，Intel也是只做芯片。美國公司不像中國公司一樣辦很多企業(yè)，但是每個企業(yè)都不是優(yōu)秀。美國公司就是一個窄窄的面前進，其實我們是向美國學習。
為什么會用一些術語呢？因為術語最簡單，讓大家明白。如果要解釋商業(yè)怎么做的行為，沒有一些好的名詞來形容它，就借用了這些名詞。
阿爾瓊·卡帕爾：您這種軍事化風格的演講方式讓華為員工充滿了干勁呢，還是有時候被軍事化的演講風格所嚇到了呢？
任正非：我認為，被嚇到的人應該也很多，因為我們離職的員工應該有16萬人?，F在公司總員工數是18萬多人，經過華為公司這個門的虛擬人數有30-40萬人，實際留下只有18萬人。大家為什么能接受？因為要產生糧食、要創(chuàng)造成果，不然就養(yǎng)不活自己。養(yǎng)不活自己就不可能生存，所以大家就習慣了這些名詞，也不存在被嚇到的問題。
阿爾瓊·卡帕爾：任總，我們再來看看其他一些針對華為的批評。有些政府批評華為和中國政府的關系問題，他們也提出了一些關切，跟您原來作為共產黨員的經歷有關，也會說這對于華為的運營意味著什么；還一些國家的政府提出華為有可能幫助中國政府從事間諜活動，存在這樣的風險。其實這都是非常強烈的批評，對于這些批評，您如何回應？
任正非：我們在中國是一家中國公司，首先要遵守中國的法律，第二要向中國政府繳稅。我們和中國政府的關系主要是以上兩點。我們在別的國家有很多子公司，也是這兩點，遵守所在國家的法律，在這個國家繳稅。如果我們在170多個國家沒有繳納稅收，沒有遵守這個國家的法律，我們在那個國家也不會生存下來。主要是這兩個原則。
我們的財務報表，是由KPMG審計的。至于中國政府是否給我們提供了支持，在財務報表上會有反映的，KPMG不會有意識去刻意隱瞞。所以，我們還是靠自己的力量成長起來的。
阿爾瓊·卡帕爾：剛才提到華為會在其他國家遵守本地的法律，現在外界也有批評人士說中國通過了國家情報法，強制要求中國的企業(yè)在中國政府提出要求的情況下，配合國家情報工作，如果中國政府或者其他國家的政府要求華為把網絡中的數據提供給這些政府，華為會怎么做？
任正非：第一，中國的國家領導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在慕尼黑信息安全會議上表態(tài)“中國政府一貫要求中國企業(yè)遵守國際規(guī)則和運營所在國法律法規(guī)。中國沒有任何法律要求企業(yè)安裝后門或收集外國情報”。第二，李克強總理在第十三屆人大二次會議后的記者招待會上，又再次明確了這個問題。4月12日，李克強總理在克羅地亞參觀“16+1” 展覽會時，又叮囑我們員工“網絡一定不要裝后門”。這應該代表了國家領導人給我們的指示“不準裝后門”，所以我們不會去從事這個問題。
另外，華為公司也不會輕易接受誰的指示去裝后門。在170多個國家中，如果我們在任何一個國家出現安裝后門的丑聞，可能我們在這些國家的銷售就萎縮了。銷售萎縮以后，大量員工可以辭職走了，剩下我這個不能走的人背負幾百億的債務，怎么償還？償還不了，就有人天天追債，這種日子好過嗎？所以，我們絕對不會聽誰的指示去安裝后門，這是絕對不會有的事情。
阿爾瓊·卡帕爾：華為能夠給華為的客戶怎樣保證，說客戶的數據安全的？
任正非：第一，我們經歷了三十年與客戶之間的關系，證明它是安全的。未來二三十年，我們也絕對不會做任何事情，也是安全的。第二，網絡是掌握在客戶手里，不是掌握在我們手里。我們只是提供了組建網絡的設備，網絡信息在客戶手里，不在我手里，我也不需要客戶的信息。因此，不可能存在我們單獨提供一個信息這種事情。
阿爾瓊·卡帕爾：任總，您剛才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談華為和中國政府之間保持的距離。但是現在已經看到，中國政府的高級官員有時代表華為在進行對外的發(fā)聲。您覺得這種事情對華為是有用的，還是實際上分散了華為的注意力？
任正非：作為一個領導人，感到自己國家有一個好企業(yè)，有一些自豪感，是可以理解的。第二，華為現在處于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在美國極端打壓下，美國政府可以說華為不好，那中國政府也可以說華為好，這是一個平衡的問題。過去就沒人幫我們說過話。
現在中國政府說我們好，我們不一定賣得動產品，但是美國政府說我們不好，反而讓全世界都知道華為好。一百多年來，美國怕過哪個國家、哪家公司美國什么都不怕。美國太強大了，怕一個小公司，別的國家說“你的東西真那么好，讓美國都害怕了，干脆不要測試了，我們直接下單買吧”，有錢的石油國家就是這樣買的，它們有錢。美國幫我們宣傳，它們就大量買我們的產品。??? 因此，美國對我們的宣傳是正面的，他們到處說華為不好，這么偉大的人物關心這樣一只“小兔子”、“小老鼠”的問題，那這只“小兔子”、“小老鼠”一定很厲害。
阿爾瓊·卡帕爾：您剛才的意思是說美國害怕華為嗎？
任正非：不害怕，到處宣傳干什么呢？
阿爾瓊·卡帕爾：我們暫且來談談美國。我想在這里做一個類比：您覺得現在華為是不是美中貿易爭端或者美中關系中間的人質？
任正非：我不清楚美國的發(fā)端是什么，他們到底想怎么解決貿易爭端。但是我認為，我們解決不了中美兩國爭端的問題。兩個大“球”碰撞時，我們最多像“西瓜”一樣，一擠就碎了，對中美貿易起不到什么作用。第二，我們在美國本來就沒有銷售，美國說“不準銷售”對我們沒有什么影響，加關稅也沒有影響，因為我們沒有銷售。
如果美國認為我們是一個抓手，他們可能抓錯了。另外，我們解決不了中美貿易的爭端，因為我們沒有銷售，對中美關系沒有影響。中美兩國談判中，我看到所有的談判都沒有“華為”兩個字，所有新聞中都沒有“華為”，雙方都不提，這就說明華為不重要，對中美解決兩國關系不重要。我們還是要靠我們自己去解決和美國的關系問題。
阿爾瓊·卡帕爾：美國現在還是面向它的盟友國家，包括歐洲的一些盟友國家施加了很大的壓力，如德國、英國也要求他們禁止使用華為的設備，當然現在這些國家有不同的想法。您認為，現在歐洲面向華為還是持開放的態(tài)度？還是一旦一個國家真正禁止了華為，整個歐盟都會統(tǒng)一步伐？
任正非：第一，我認為，我們和客戶之間的交往已經將近三十年了。這二、三十年來，客戶對我們的了解是比較充分的。第二，消費者有自我選擇的標準，不是以政治家的號召來選擇商品的標準。因此，對我們來說，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
歐洲短時間有挫折，不會有影響。我可以簡單告訴你一個數字，今年一季度我們終端銷售的增長超過70%，網絡設備的增長去年是-1.5%，今年一季度增長15%。也就是說，我們還在增長，并沒有衰退，說明對我們沒多大影響。
歐洲國家想多考慮一下，我認為是正確的。德國也提出了一個方法，希望全世界建立一個統(tǒng)一公約，就是所有設備廠家都不能安裝后門，都應該簽無間諜行為的協(xié)定，我們支持擁護。全世界都有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裝后門就是犯罪，我們支持擁護。
當我們和德國政府談判簽訂協(xié)議時，我們還不知道黨中央領導也是這樣的態(tài)度，我們是本著自己的良心簽協(xié)議。楊潔篪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講話，李克強總理在人大答記者問題上講話，李克強在克羅地亞參觀展覽時親自給員工講“不準裝后門”，因此我們認為，我們和德國政府的交流是可以得到政府支持的，我們也會推動德國政府和中國政府簽訂一個網絡安全的協(xié)定，遵守歐洲網絡安全標準、遵守GDPR的標準。
未來五年，我們的研發(fā)經費將超過1000億美元，完成網絡重構，除了網絡極簡、網絡安全、隱私保護等實現外，銷售收入要從今天1000多億美元提升到2500億美元左右，我們要實現這個目標。
因此，我們這樣的努力，是不是讓歐洲也能理解我們？如果理解我們，也會買一些；如果不能理解我們，可能就不買，那么我們就賣給別的國家，市場適當收縮一點。
阿爾瓊·卡帕爾：您會不會支持這樣的一種做法，無間諜協(xié)議應該覆蓋所有的公司（包括美國的企業(yè)）？您覺得這是面向未來一個正確方法嗎？
任正非：這是別的國家，我沒有權力去要求別的公司也要遵守這個協(xié)定，但是我們會率先遵守這個協(xié)定。支持德國政府提出這樣的協(xié)定，我們率先遵守。別的公司應該怎樣的態(tài)度，我們是無權要求別人的。
阿爾瓊·卡帕爾：孟晚舟現在正面臨美國提出的引渡要求，自從她去年12月份被扣押之后，您感覺如何？
任正非：我認為最主要的問題，一個人是否有罪，第一點是有沒有事實，第二點是不是有證據。這些事實證據在法庭公開透明的情況下曬出來，這時再做出公正、公平的判決。只要做到這一點，我們認為這是解決問題最根本的方法。
我自認為可能他們沒有那么多證據，也沒有那么多事實。因為我們公司自創(chuàng)建以來，就是“夾著尾巴做人”的，不覺得我們自己有什么可驕傲的東西，可以凌駕在任何國家的法律、任何國家的技術上。如果我們不遵紀守法，可能一天都活不下來。
現在已經進入司法程序，我們相信司法程序能解決這個問題。更何況美國和加拿大的法律是公開透明、公正、公平的，因此我們等著法庭對這個問題做出結論。
阿爾瓊·卡帕爾：孟晚舟畢竟是您的女兒，女兒被捕之后，您作為父親的個人感受是怎樣的？
任正非：兒女大了，他們成長太順利了，受點磨難應該是好的?！皼]有傷痕累累，哪能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難”，我認為這個磨難對她本人也是巨大的財富。經過這些困難，有利于讓她意志更加堅強，成長更加有利，就讓她繼續(xù)煎熬吧。
阿爾瓊·卡帕爾：您最近跟她聯系過嗎？如果聯系過，你們大概聊些什么？
任正非：我們經常打打電話，說一些家常里短，不會講別的東西。我們也知道，我們的通信是受監(jiān)控的，能講什么呢？就講一下生活。
阿爾瓊·卡帕爾：之前您提到在孟晚舟被扣押之前，曾經提出想要離開公司，對于她個人生活和職業(yè)生涯的發(fā)展來講，她的下一步是什么？
任正非：我不知道。我以為網絡上已經傳遍了她想離職的事情，我就隨意地說出來了。后來別人告訴我，是她給我寫的一封信上提到她想離開公司。但是現在她受磨難以后，反而不想離開公司了，因為她覺得公司太艱難了，她理解了公司的艱難，要共渡這個艱難。
她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這架飛機，被打得千瘡百孔還在飛行。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一架伊爾2轟炸機，被地面炮火、空中炮火打得破破爛爛的，還在飛行。她現在的處境就是這樣的，如果返航了，她可能就是英雄了。我估計有可能她將來會當英雄。
阿爾瓊·卡帕爾：現在孟晚舟不再想離開公司，如果以后她被釋放回來，在公司的角色是什么？
任正非：原來干什么工作，繼續(xù)干什么工作。
阿爾瓊·卡帕爾：我想再問一些關于美中貿易戰(zhàn)的問題。加拿大代表美國政府扣押了孟晚舟，您覺得孟晚舟在中美貿易戰(zhàn)中是不是被作為了一個人質？
任正非：也許吧。
阿爾瓊·卡帕爾：您之前說華為不應該成為美國和中國關系的抓手，特朗普總統(tǒng)之前表態(tài)有可能介入孟晚舟的案子，作為美中貿易談判的一部分，您會歡迎這樣的做法嗎？
任正非：不知道。因為特朗普怎么想，沒告訴過我。
記者：您有沒有嘗試過主動聯系特朗普總統(tǒng)來進行交流呢？
任正非：我不知道電話號碼。
阿爾瓊·卡帕爾：如果您說孟晚舟有可能是中美貿易爭端的人質，是不是認為從法律的角度來看，現在針對孟晚舟的指責是不正確的？
任正非：對于孟晚舟和華為的指責是否正確，美國司法部已經起訴華為了，華為也已經在法庭應訴了，我們認為我們是無罪的。我們也在達拉斯起訴了美國政府，美國政府在適當的時間里必須要回答，華為公司有罪的證據在哪兒？
這些問題還是要通過法律來解決，談判和我們沒有關系。我們看談判的所有紀要中，美國不提華為，中國也不提，說明還是要靠法律來解決。相信美國的法律是公開透明、公平公正的。
阿爾瓊·卡帕爾：您剛才提到并沒有跟特朗普總統(tǒng)溝通過，您覺得他是什么樣的領導力風格，或者說他是什么樣的策略方式？
任正非：如果你要我單獨評價特朗普，我希望把華為撇開，我現在不是華為的代表，我只是一個理論學家。
我認為特朗普是偉大的總統(tǒng)。因為在一個民主國家，在這么短的時間內，把稅收大幅度降下來，歷史上沒有過。稅降下來以后企業(yè)就會煥發(fā)活力，企業(yè)會把大量存留在國外的資金轉回美國，只繳12%的稅，給美國國家資金提供了大量的充裕度。去年美國企業(yè)還在大規(guī)模補稅，財務報表可能不太好。今年稅補完了，我認為7月份美國公司的財務報表會大幅度提升，美國股市可能在7月份暴漲，會增加人們的投資信心、消費信心，有可能使美國經濟轉好。這是第一點，是他偉大的一點。
還有他不足的一點。他今天嚇唬這個國家，明天嚇唬那個公司，到處亂抓人，誰敢到美國去投資??？投資等于關起門來打“狗”，誰敢去投資？大家不去投資，美國減下來的稅誰來繳？這樣財政會空掉。他減了稅，是希望大家把水都涌進去。水不敢進去，進去以后，你把門關起來打我怎么辦？比如，美國開放了運營商，說所有的運營商采購我們幾百億美元，我也不會相信，我也不敢把幾十億美元投到美國去，因為一旦他翻臉，我們就不能在美國做買賣了，我們的幾十億美元就被關門打狗了，這我可受不了。這點是缺點。
他應該在稅減下來后到處去握手，大家覺得美國是投資的好地方，大家都去美國投資，美國的經濟就會暴漲。美國并不需要靠武力征服世界，美國有這么好的科技，有這么強的能力，又有經濟實力，是可以征服世界的，不需要軍艦。軍艦是沒有用處的，敢打誰？打別人，別人咬你一口，你也受不了。別人說“我本來就一無所有，打一下也不怕”，但是美國是富裕國家，不能隨便經濟打壓。
因此，我認為特朗普是偉大總統(tǒng)，但是在全面考慮引進外國資金到美國方面思考不足。這與華為無關，我是站在一個外人的角度評價他。
阿爾瓊·卡帕爾：談到特朗普總統(tǒng)跟中國的談判，有人說特朗普總統(tǒng)成功地讓中國政府在貿易談判上讓步。您覺得中國政府在跟美國的這一輪談判上，是否面臨著很大的壓力？
任正非：我不是政府官員，我也不清楚政府談了什么。我只關心自己的生產增長。至于政府談了什么，讓了什么，獲得什么機會和利益，我不知曉，也不關心。
阿爾瓊·卡帕爾：您剛才提到并沒有跟特朗普總統(tǒng)溝通過，假設你們兩個人共處一室，您會給他傳遞什么樣的信息？
任正非：合作共贏。兩個國家、兩個公司一定要合作起來共同獲得勝利。美國有這么強大的經濟實力，有這么多優(yōu)質的商品，中國有十三億人口的市場，美國需要中國的市場，中國需要美國的科技，合作起來這兩個“火車”就開起來了，可以把全世界經濟帶出困境。
我認為，中美之間就是合作共贏，沒有其他話可說。
阿爾瓊·卡帕爾：任總，您過去曾經說過美國并沒有看過華為的技術，也沒有看過華為的源代碼，您是否愿意讓特朗普（包括特朗普政府）到深圳看一看華為的技術，讓他們所擔憂的問題放下心來？
任正非：到深圳來看，我很歡迎。
阿爾瓊·卡帕爾：華為在美國市場的業(yè)務存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都是非常小，甚至可以忽略?，F在華為對美國政府提起訴訟。從長遠來看，華為還想在美國市場做生意嗎？還是說主要維護聲譽？
任正非：我們主要是希望在美國獲得一個公平對待的政策，美國對華為不能歧視。至于在美國能不能做生意，是取決于客戶是否購買我們東西，不取決于特朗普講話。
阿爾瓊·卡帕爾：華為的消費者業(yè)務已經做到幾百億的規(guī)模，您之前說過希望華為智能手機做到全球第一，經常把蘋果作為華為的標桿。喬布斯和庫克成功地把蘋果打造成一個高端、高質量的品牌，您覺得華為的消費者業(yè)務今天達到這個地步了嗎？
任正非：我認為喬布斯是世界上一個偉大的人。喬布斯去世那一天，我們在一個山溝溝里度假，我的小女兒是喬布斯的崇拜者，她提議我們站起來給喬布斯默哀一分鐘，我們所有人在她帶領下為喬布斯默哀了一分鐘。喬布斯的偉大不是創(chuàng)立了一個蘋果，而是開創(chuàng)了一個時代，這個時代是“移動互聯網時代”。他的偉大不能被簡簡單單地評價，我認為他是超級、超級偉大。
蘋果也是一個偉大的公司，蘋果公司的偉大在于始終把市場帶著做大，而不是做小。蘋果打著“傘”，賣的產品價格高，提供的性能好，市場空間很大，讓很多其他廠家生存。反思華為公司在電信領域，我們過去走的路是有錯誤的，我們是基于成本來確定銷售價格。我們的成本比較低，一是因為技術上進步速度比較快，把商品做得成本比較低；另外，我們引進了西方管理，運作成本也比較低，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價格定低了，給西方公司造成了生存困難。我們已經在反思這一點了。
現在我們把商品銷售價格提起來了，大家也覺得華為貴了。中間多出很多錢，我們不打算分給員工，不打算分給股東，而是打算分給很多大學，分給科學家，去搞研究，去探索未來。這個未來可能跟我們密切有關系，也可能跟我們沒有關系。
我們的標準是，在距離我們目標二十億光年的地方，投一顆“芝麻”；距離目標兩萬公里的地方，投一個“蘋果”；距離目標幾千公里的地方，投一個“西瓜”；距離目標五公里的地方，我們投“范弗里特彈藥量”，撲上去、撕開這個口子，縱向發(fā)展，橫向擴張，產品就領先世界了。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5G技術不是華為發(fā)明的，是土耳其的一位數學教授發(fā)明的。Erdal Arikan教授在2008年發(fā)表了一篇數學論文，我們的科學家看見以后，花十年時間做成了今天的5G標準。美國認為很厲害的這個標準，是從土耳其教授的一篇數論文轉換成的新技術標準。
我們未來在這方面的投資還會增大，解決超額利潤分配的問題。我們不會分給員工，員工變得肥肥胖胖的，就跑不動了；也不能分給股東，股東太有錢，太重視資本利益，不行，要合理。我們要把錢更多放到前端投入去。
阿爾瓊·卡帕爾：剛才您提到華為研發(fā)方面的投入，比如投到5G芯片，現在華為已經有自己的5G芯片，一般情況下華為主要用在自己的產品中，有沒有考慮過把華為的知識產權，特別是芯片面向第三方比如蘋果銷售呢？
任正非：對于蘋果我們是開放的。
阿爾瓊·卡帕爾：剛才提到蘋果、喬布斯，在中國特別是在技術行業(yè)，您也被認為是一個非常有遠見的商業(yè)領袖。喬布斯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更大，您的影響力在國際上為什么沒有達到像喬布斯那樣的水平？您覺得原因是什么？
任正非：因為我不懂技術，也沒什么發(fā)明。
阿爾瓊·卡帕爾：但是您打造了全世界最大的電信設備公司。
任正非：我既不懂技術，也不懂管理，也不懂財務。我就提了一桶“漿糊”，把十八萬員工黏結在一起，讓他們努力沖鋒，這個功勞是十八萬員工建立的，不是我一個人建立的。我不可能享受像喬布斯那樣的殊榮。有時候國家想給我榮譽，我就覺得很慚愧，事情不是我做的，怎么帽子要戴在我頭上。
阿爾瓊·卡帕爾：現在我們談一談技術話題。過去幾年技術發(fā)展的速度非?？?，對整個社會的發(fā)展形成了很大的影響，現在我們身處在一個聯接的世界之中。您覺得這么多年一路走來，技術是一種向善的力量，還是向惡的力量？
任正非：我認為未來技術的發(fā)展速度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快。有人問我二、三十年以后是什么樣子，我說我們甚至連兩、三年以后是什么樣子都不能想象出來。在華為公司成立之初時，世界通信是極端落后的，到今天也才三十年，世界各國的鄉(xiāng)村大都可以享受超寬帶了，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未來二、三十年的發(fā)展速度還會更快，特別是人工智能的出現加大了社會進步。
人工智能的出現有幾個基礎：一是超大型計算能力的出現，二是超寬帶聯接的實現，還有超大型存儲體系的實現，包括微型的計算存儲、邊緣計算在內。社會發(fā)展到今天，使人工智能有了可實現的基礎。人工智能發(fā)展的速度遠遠超過人的想象，會使生產效率大幅度提高。例如，如果拖拉機是人工智能控制，就可以24小時種地，不需要休息，只需要加油。這樣，生產效率極大提高，物質財富大幅度增加，也使我們的精神生活發(fā)生飛躍，所以，應該是向好的。
當然，也有很多科學家提出把基因技術和電子技術逐漸融合，造出新的人類，這只是科學的想象，并不代表就一定能夠實現。即使出現這個問題，也是三十年以后的事情，三十年以后我們一定能想出辦法來科學地解決這些問題。我認為現在的人工智能大幅度提高了生產的效能，這是有益社會、促進社會財富巨額增加的。美國是一個科技發(fā)達的國家，但缺少勞動力，如果使用人工智能，一個人可以代替十個人勞動，美國就相當于一個30億人口的科技大國，試問全世界可以用得完這么多優(yōu)秀的產品嗎？
因此，人工智能會使這個世界向好，而不是向壞。當然，會不會在人工智能的發(fā)展過程中出現畸變呢？那我們還有法律、有規(guī)則來進行管理。因此，不必對互聯網上的一些宣傳憂慮過多。
阿爾瓊·卡帕爾：但是在技術領域的一些大人物，也在警告由于技術發(fā)展可能帶來的危險。例如特斯拉的馬斯克不斷提醒大家，人工智能的發(fā)展有可能奪掉人類的工作。的確，現在人工智能在不少領域變得比人更加智能，甚至有人說未來可能會把整個人類都替代掉。對此怎么看？
任正非：最早我看到比爾·蓋茨和霍金警告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可能產生問題，但后來比爾·蓋茨的講話也改變了，認為人工智能對社會有巨大促進作用。擔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類有能力駕馭人工智能，把它用到有益的事情上。比如電子翻譯軟件，實時就把七十種語言翻譯完了，但沒有傷害人。人工智能減輕了很多人的工作量，可能很多翻譯、股票分析師就失業(yè)了，但他們可以轉到別的行業(yè)做事，發(fā)揮價值。因此，我認為對負面的東西不要擔憂過多，擔憂過多會抑制科學的發(fā)展。
阿爾瓊·卡帕爾：有人表達了一個擔心，就是像人工智能這些非常強有力的技術，最后都會落到少數的大的技術公司手中，這些公司就會變得太有權勢了。您認為像華為這樣的公司，未來會不會因為手上的權力太大而需要監(jiān)管呢？
任正非：未來社會新技術的發(fā)展會走向贏家通吃，比如說世界上還有沒有可能哪家公司在Office、Windows上超越微軟、戰(zhàn)勝微軟？微軟就是贏家通吃。越來越多的公司掌握新技術的速度越來越快，因為技術是沒有生命的，是可以被廣泛應用的。對這些新技術公司我是主張監(jiān)管的，我們支持透明監(jiān)管。我們也愿意接受監(jiān)管，所以才和德國政府討論，愿意接受德國的監(jiān)管。但是，對這些技術的壟斷是造福社會的，而不是破壞，因為它掌握的不是核彈，也不是武器，比如說翻譯軟件，計算太快有什么壞處嗎？一定要慢才是好的嗎？
人工智能是造福這個社會的，不能害怕人工智能而阻礙發(fā)展。基因最早是孟德爾做豌豆雜交實驗時發(fā)現的，當時也沒什么用處，睡了一百多年，后來科學家才發(fā)現了基因、DNA的價值。但中國沒有接受孟德爾-摩爾根學派的理論，推行的是米丘林學派，就延誤了很多年。現在講轉基因，也就是編輯基因，編輯植物的基因大家不反對，為什么人的基因就不能被編輯呢？如果一個人有病沒辦法治療了，把基因編輯一下可能病好了，當然，病好了幾十年后可能會有后遺癥，帶來想象不到的病癥，那總比當期就死亡要好。在不斷的實踐中，就找到了怎么治療的病癥。例如先天性的眼盲和耳聾，一定是基因缺失造成的，通過基因改變就一定能治好。現在谷歌用感應神經的方式讓盲人復明，當然不像人的眼睛那么好。人類社會技術不斷前進，也有特別優(yōu)秀的天才人物提出把基因技術和電子技術結合起來，二、三十年以后就可以造人，這是大家恐懼的原因，那他畢竟還沒有造出來。
阿爾瓊·卡帕爾：今天對話接近尾聲，問一下您個人未來的計劃。您花了三十多年的時間把華為打造成今天的規(guī)模，有沒有計劃短期內退休？
任正非：長期看，我可以很明確地說我會退休，我不會長生不老。但短期要看我的神經還是不是健全，還能不能做獨立的思考。谷歌可能要發(fā)明長生不老藥，也許我等不到了。
阿爾瓊·卡帕爾：您未來遲早會退休的，現在已經制定好了繼任計劃嗎？
任正非：我們的治理章程很清晰地表達了公司將來的迭代更替秩序，可以提供給你們。迭代更替是有秩序的，不在于我來指定誰做接班人。不要擔心華為沒有接班人，接班人太多了，唯有孟晚舟不會接班。
阿爾瓊·卡帕爾：之前有人問您未來三十年之后，您對于華為的愿景是什么，您當時的回復是說兩三年看不清楚，怎么看出二、三十年。還是想問一下，未來幾年這個行業(yè)會出現哪些大的技術發(fā)展？
任正非：我認為最大的技術發(fā)展是人工智能的實驗和應用。公司發(fā)展的方向，一是把聯接做到世界最好，5G也是連接的一部分；二是在邊緣計算上也做到世界最好，對超級計算和中間計算這種大型計算我們不做，只做邊緣計算。另外，我們在存儲領域正在和很多廠家合作，也爭取做好。未來在邊緣計算上，不是把CPU做到存儲器里面，就是把存儲器做CPU里面，這就改變了馮·諾依曼結構，存儲和計算合而為一，這樣速度快。當然，大型設備中還是離不開計算、存儲、連接等要素。再者，未來我們也爭取為云的社會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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