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本該全然化作灰燼的。
對于自己的身后事，他有明確的遺愿：火化。不要宏大葬禮。骨灰撒在秘密地點。不想被“封神”。不想被膜拜。
1955年4月18日凌晨1:15，76歲的愛因斯坦病逝于普林斯頓醫(yī)院。護士說，他最后用德語說了兩句話。
可惜護士聽不懂德語。
身后事很快遵遺愿進行：火化。私密的告別儀式。骨灰從某處撒在了德拉瓦河里。
4月20日，愛因斯坦的兒子漢斯(Hans Albert Einstein)翻開《紐約時報》，頭版上赫然一篇文章——《在愛因斯坦的大腦里尋找關鍵線索》。文中寫，“愛因斯坦的大腦研究將用上最新的方法，以解答一個最大謎團——天才的秘密在哪。這顆大腦生前曾拓展人類對宇宙的認知，在故去后或許還將帶給我們全新的知識。……普林斯頓醫(yī)院的病理學家，托馬斯·哈維博士說，不但大腦已被移出待研究，大腦表面的覆蓋物也被留存了……”
1955年4月20日的紐約時報頭版文章。圖片來源：紐約時報
漢斯跳了起來，在狂怒中開始給普林斯頓醫(yī)院打電話。
時間回到4月18日凌晨。
愛因斯坦的大腦重1230克，和他年紀相仿的男性大腦平均重量1400克，也就是說，這顆偉大的大腦其實還偏輕了一點。然而，托馬斯·哈維(Thomas Harvey)在捧起這顆大腦時，卻感覺額外沉重。
哈維想，這顆大腦，也許會改變自己未來的命運。
哈維當時是普林斯頓醫(yī)院的首席病理學家。那天夜里，漢斯授權了對愛因斯坦進行尸檢，而哈維被指派去做這項工作。他一絲不茍地檢視所有內臟，得出結論，死因是主動脈破裂，一顆七年前就查出來的定時炸彈。
一切都做完后，哈維將內臟放回愛因斯坦空空的腹腔內，然后，用棉花填入了顱腔。
他沒有將大腦放回去。
鋸開顱骨，取出大腦來檢驗，是尸檢的例行程序之一。當年，醫(yī)院常常會順手留下尸檢中的某個器官，供研究或教學使用。一般情況下，死者家屬并不太介意。
但這次是愛因斯坦。
哈維后來承認，他沒有事先取得愛因斯坦家人的許可。他說， “我只知道我們被授權進行尸檢，我假設這就意味著我們可以研究大腦。……這可是天才的大腦啊，如果我任其焚毀，那才是可恥的事情。”
對于病理學家來說，人的遺體并無神圣可言。一切都只是樣本，是材料，是通往知識的工具。沒有這樣習以為常的冷酷態(tài)度，就無法進行人體的病理研究工作。
但這次是愛因斯坦。
1955年，身為普林斯頓醫(yī)院首席病理學家的哈維(右二，穿著白大褂)向記者解釋他如何對愛因斯坦進行尸檢。圖片來源：wired.com
接到漢斯在暴怒中打來的電話時，哈維想盡了一切辦法來解釋自己的行為。
是，他明白愛因斯坦并沒有指明要把遺體(當然包括大腦)留待研究，也絕不會喜歡現(xiàn)在媒體上的議論與宣揚。但是，這顆大腦太過重要，也許能幫人類解開天才之謎。他愿意詳細說明自己的研究計劃，如何從解剖學上檢視愛因斯坦的大腦，如何尋找與其他大腦的不同之處。是，只會用于科學研究，與之相關的報告只會出現(xiàn)在科學期刊上。是，他承諾會好好使用保管，絕不會濫用，也絕不會用來制造噱頭引人關注。
他鄭重承諾，會成為愛因斯坦大腦的忠實守衛(wèi)者。
漢斯勉強同意了。
然后，哈維接到了普林斯頓醫(yī)院的命令，要他交出愛因斯坦的大腦。
哈維的研究計劃能說服漢斯，卻并不能說服上級。在上級看來，哈維的擅自行動已經(jīng)給醫(yī)院帶來了很大麻煩——公眾有多崇拜愛因斯坦，就有多憎惡這種“私留大腦”的食尸鬼行徑。現(xiàn)在，哈維應該將愛因斯坦的大腦交出，回去做自己的病理學研究，讓醫(yī)院將大腦安排給背景適合的神經(jīng)學研究者。
哈維拒絕。
于是他被開除了。
失業(yè)后的哈維獨自驅車去了費城，在那里，他給愛因斯坦的大腦拍照，測量，最后小心地切成了240塊，每一塊都有編號，指明它位于大腦的哪個部位。切塊被包埋在火棉膠里，又浸泡在福爾馬林中保存起來。
然后哈維帶著愛因斯坦大腦離開，不知所蹤。
時間過去了23年。
1978年，一個初出茅廬的記者史蒂芬·列維(Steven Levy)被上級指派了一項任務，尋找愛因斯坦的大腦。
經(jīng)過多方尋覓，記者在堪薩斯州找到了哈維。
在一間遠不如普林斯頓醫(yī)院的辦公室里，記者目瞪口呆地看著哈維走到房間角落，挪開一個用來裝冰啤酒的泡沫箱，又拿起一疊舊報紙，底下是一個寫著“哥斯達蘋果酒”的舊紙箱，從舊紙箱里掏出兩個玻璃罐。里面有些一看就是人腦組織的東西(那是愛因斯坦的小腦)，還有些半透明小塊(那是愛因斯坦的大腦切塊)，還有些懸浮著的粉紅色的線(那是愛因斯坦的主動脈血管)。
一個超現(xiàn)實的時刻。
1994年時的哈維，舉著一個裝有愛因斯坦腦組織的玻璃罐。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這么多年來，哈維輾轉于美國各地。他的工作找得并不算太順利(上一份工作為何離職?“因為我拒絕交出愛因斯坦的大腦。對了，前任雇主不給我推薦信，同樣因為我拒絕交出愛因斯坦的大腦。”)。妻子一度威脅要“處理掉那個大腦”。結果是，他離了婚，獨自帶著大腦去了堪薩斯州。好不容易才能繼續(xù)當醫(yī)生，他利用空閑時間自己研究大腦，沒有進展;給一些神經(jīng)研究者寄過大腦的樣本，但那些人同樣沒有進展。
哈維想了一下，又跟記者說，“我覺得，我在一年之內就會有結果了。”
后來哈維在很多年里見了很多記者，跟每個記者，他都這么說。
“一年之內就會有結果了。”
哈維是個優(yōu)秀的病理學家，能看出一顆大腦是死于疾病還是外傷。但要比較大腦的異同，找出智慧所居的地方……那是神經(jīng)學家干的事。
某種意義上來說，普林斯頓醫(yī)院當初的決定并沒有錯。
但哈維回不去了。
轉機出現(xiàn)在記者列維的文章見報后。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神經(jīng)學家瑪麗安·戴蒙(Marian Diamond)讀到了這篇報道。
瑪麗安·戴蒙在檢查愛因斯坦的大腦。圖片來源：Jerry Telfer, The Chronicle
瑪麗安·戴蒙是提出“神經(jīng)可塑性”(neuroplasticity)的科學家。她發(fā)現(xiàn)，比起那些生活環(huán)境單調無趣的大鼠，那些生活環(huán)境里有豐富刺激的大鼠會長出更厚的大腦皮質，大腦是可以被后天環(huán)境影響和塑造的，這個概念改變了神經(jīng)科學。
總之，戴蒙是個極其優(yōu)秀的神經(jīng)學家。應戴蒙的請求，哈維給她寄去了一些愛因斯坦的大腦切片。
白發(fā)蒼蒼的哈維，舉起一片愛因斯坦的大腦切片。戴蒙當時研究用的正是這樣的切片。圖片來源：scientificbrains.com
1985年，期刊《實驗神經(jīng)學》(Experimental Neurology )刊登了戴蒙和哈維的論文《一個科學家的大腦：艾伯特·愛因斯坦》。論文里比較了愛因斯坦的大腦和另外11顆男性大腦的四個區(qū)域，發(fā)現(xiàn)在左腦39區(qū)角回處，愛因斯坦的“神經(jīng)膠質細胞：神經(jīng)元之比”特別高，平均多出73%的神經(jīng)膠質細胞。那里是與語言相關的韋尼克區(qū)(Wernicke's area)的一部分。研究者認為，這可能提示，愛因斯坦那個腦區(qū)的神經(jīng)元有著更多的神經(jīng)膠質細胞支持，消耗了更多氧氣和營養(yǎng)。
1955年，到1985年，這是一個拖延了30年的研究。
無論如何，這拉開了愛因斯坦大腦研究的序幕。
1996年，《神經(jīng)科學快報》上發(fā)了一篇論文《愛因斯坦的額葉皮質厚度和神經(jīng)元密度改變》，認為愛因斯坦的右側前額葉皮質比其他大腦更薄，神經(jīng)元密度更大。這可能讓信息交換速度更快。
1999年，《柳葉刀》上發(fā)了一篇論文《愛因斯坦的杰出大腦》，認為和另外35顆男性大腦相比，愛因斯坦的大腦負責數(shù)學能力和空間推理的頂葉大出差不多15%。
這些論文都有一個共同的作者，哈維。
論文發(fā)了，哈維也老了。
他知道，這顆大腦的全部謎底，超出了自己的有生之年。
1997年，哈維跟另一個記者邁克爾·帕德尼提(Michael Paterniti)一起，從美國東岸一直開到美國西岸，愛因斯坦的大腦就裝在汽車行李箱里。
他們去加州找愛因斯坦的孫女，想把大腦給她。
她不想要。
1998年，哈維回到了普林斯頓醫(yī)院——這里現(xiàn)在叫普林斯頓醫(yī)學中心。他找到艾略特·克勞斯(Elliot Krauss)，普林斯頓醫(yī)學中心的首席病理學家——這是哈維曾經(jīng)擔任過的職位。
然后，他將170塊愛因斯坦大腦交給了克勞斯。
2012年3月27日，愛因斯坦的大腦玻璃切片在倫敦韋爾科姆收藏館(Wellcome Collection)展出。
大腦回到了普林斯頓，而距離哈維取出大腦的那一夜，已經(jīng)過去了43 年。
克勞斯后來對記者帕德尼提說，“哈維自由了，我則被束縛住了。”
2007年4月5日，哈維在普林斯頓醫(yī)學中心去世。
2010年，哈維的后人將所有跟愛因斯坦大腦相關的剩余資料，譬如一些當時拍攝的原始照片，都捐給了美國健康醫(yī)藥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Health and Medicine)。
比起哈維，克勞斯是一個更嚴格的大腦保管者。
現(xiàn)在的研究者幾乎不可能從克勞斯那里取得愛因斯坦的大腦樣本進行研究。后來的一些論文，都只能用哈維當年拍攝的照片進行研究。
克勞斯說，必須有極好的研究理由和研究方案，才會給出剩余的大腦，畢竟有太多人出于獵奇的心態(tài)想擁有一小塊愛因斯坦。
哈維當年拍攝的愛因斯坦大腦照片，現(xiàn)存于美國健康醫(yī)藥博物館。圖片來源：NMHM
哈維的風評一直不好。
很多人視他為一個卑劣的竊賊，偷走了一顆高貴的大腦。
愛因斯坦的親友對他也頗有微詞，畢竟他承諾了研究，卻一拖就拖了30年。
身為保管者，哈維也有過極不妥的舉動，在1994年，BBC拍攝的紀錄片里，哈維走進廚房，從罐子里拿出愛因斯坦的大腦，在切奶酪的砧板上切下一小塊，送給了來訪者杉本謙二(Kenji Sugimoto)，“作為小小的紀念品”。
也許那時候，他已經(jīng)心灰意冷。
在得到大腦后，他失業(yè)，離婚，工作每況愈下。 1988年時，他沒考過一個資格考試，于是連行醫(yī)執(zhí)照都丟了，后來在塑料工廠的流水線上當了一名工人。
在普林斯頓醫(yī)院工作的哈維(左圖);在塑料廠工作的哈維(右圖)。圖片來源：Getty image，bbc
無論是固守著當初承諾的“我會親自照顧愛因斯坦的大腦”也好，還是出于想獨占天才大腦研究的私心也好，哈維確實一直把愛因斯坦的大腦帶在身邊。而且，即使在最困窘的日子里，他也從未賣過任何一塊大腦。
最悲哀的是，對愛因斯坦大腦的研究，有可能是毫無意義的。
雖然目前發(fā)了一些論文，也有一些猜測。但一個大腦實在太少，即使找到了某個“不同”，也可能毫無深意——任何一個大腦跟其他大腦都有些不同。
另外，愛因斯坦是個雙語者，是個小提琴演奏者，是個據(jù)說有點自閉、幼年時有語言困難和閱讀困難的人——這些都會讓一顆大腦與眾不同。因此，即使找到一些真正的“不同”，也很難確定這個不同是來自天才，而非別的原因所致。
但這種可能性，對于被大腦束縛半生的哈維來說，未免殘忍了些。
那個夜晚，哈維在解剖臺上捧起一顆偉大的大腦，看到了自己的命運將因之巨變。
他只是沒有想到，他不會喜歡那場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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